北岛《青灯》·最终幻想
从上海回来，第二天就去了陕北，直接飞机、高速、乡村公路、土路进了最穷的佳县。文字照片还来不及整理，因为佳县神木榆林西安，一站比一站累，到家只想睡觉。
睁眼看见床头放着一本书，北岛的《青灯》，很高兴。一直在念叨买不到北岛的书，晖晖记住了，居然买了给我，真好。
我以为有4个人会贯穿我的记忆：北岛、阿城、崔健和王朔。他们都不约而同描述真实的人的情感和欲望，写下一个时代的觉醒。“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无所有”。这样的诗歌如何让人忘怀。
北岛去国后，国内很少看到他的文字，几年前买到过他的散文集《时间的玫瑰》，一读再读，文字依旧精确美妙。听说他一直在游学讲课写作，只是看不到。后来从网上知道他回来了，还看到有人对北岛的回国有些微词。诗人结束漂泊，回到故乡，于他于国有什么不好呢？即使今后看不到北岛的文章，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青灯》的文字是北岛的文字，多了些平缓仍不掩锋芒，叙述如行云流水，跳动着诗人的赤子之心。是这些年不多见的好书。
《青灯》，北岛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2008年1月第一版。卓越网上有卖，而且卖特价。
2008-7-13京西六合园
最终幻想·月之心
ru 黒い鬣をなびかせ 夜は静かに翼ひらく
ru 青い月が见守るのは 别れを叹く 娘の呗
宝物を探しもとめ 若い瞳は 旅に出る
目指す场所は はるか远く辉いている
砂漠の果て そびえたつ 黄金の城
まだ见ぬ 世界へ
燃え立つ 希望の火
ru 燃える日差しに とけながら
ただれた足で 歩き続けた
ru 冻る暗をくぐりながら 几千日を歩きつづけた
长く続く 旅路の中
さびた瞳と やせた胸
すべてを舍ててまで目指した 楽园
それは砂の海に浮かんだ 蜃気楼
乾いた 手のひら すり抜ける幻
ru 黒い鬣をなびかせ 夜は静かに翼ひらく
ru 青い月が见守るのは 别れを叹く 娘の呗
回复《今天》的故事--北岛访谈录
2008-6-15
南方都市报：在采访黄锐的时候他曾经提到，《今天》的创办跟当时西单民主墙这个大背景有关，是这样吗？
北岛：这还得从“西单民主墙”的形成过程说起。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上访高峰期仅在北京就有几十万人。国务院有个上访接待处，每天挤满了人，上访者大都露宿街头。那时长安街在西单地段北侧有一段灰色砖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及个人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到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报纸刊物开始出现（首先张贴在这墙上），其影响逐渐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这就是“西单民主墙运动”（简称“民主墙”）。
在这些报纸刊物中，比较出名的有《四五论坛》、《北京之春》、《人权同盟》、《探索》、《今天》、《沃土》，还有青岛的《海浪花》、贵州的《启蒙》等。《今天》是最早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学刊物。它于1978年12月23日创刊，除了“民主墙“，同时张贴在北京的政府机构文化出版单位和大学。
南方都市报：那时政府对民主墙的态度是怎样的？
北岛：邓小平最初是非常支持的。1978年11月某个晚上，一个加拿大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刚被邓小平接见后，来到“民主墙”。没有麦克风，他就通过人声一层层向外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邓小平说民主墙是个好东西”。我当时也在场。显然，民主墙最初得到官方某种程度的认可。大约在中越边界冲突后，邓小平对民主墙的态度完全变了，提出严厉的批评，于是民主墙被迁到月坛公园的指定地点，随即被关闭，而“民主墙”最终被拆除，就像被强行抹掉的一段历史记忆。它前后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南方都市报：当时民主墙每天都有很多人围观吗？
北岛：那是很壮观的场面，现在还可以找到当年人们围观手抄的老照片。那时都是靠手抄，抄大小字报和民间报刊，当然也包括《今天》在内。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今天》的出现跟当时包括民主墙在内的整个政治、文化环境的宽松有很大的关系？
北岛：是的，《今天》问世无疑和国家的大气候有关。1976年是多事之秋：“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三巨头”去世、“四人帮”被捕，最终是邓小平上台，推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从1978年下半年起，中国的政局明显得变得宽松多了。中国人是有特殊嗅觉的动物，任何微妙的变化闻都能闻出来，于是蠢蠢欲动。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跟芒克、黄锐提出创办《今天》，有什么具体的原因触动吗？
北岛：这要说起来得追溯到北京的地下文学运动。六十年代后期，即红卫兵运动的高峰期就有人开始写诗了，比如食指（原名郭路生）。六十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把大家一下抛到了社会底层，生活的动荡加青春的苦闷，使年轻一代从书本和写作中寻找精神的出路。而食指的的风格正好与此契合，他的诗歌在全国范围内被广为传抄。
那时候，每年冬天农闲，年轻人都纷纷回到北京，互相交换书籍，很多人开始写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学文化沙龙。当时北京有一个比较大的沙龙，女主人徐浩渊是个传奇人物。“文革”期间，她曾装成乞丐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的生活，又因反江青坐过两次牢。七十年代初，她周围聚集了一批诗人艺术家，包括依群彭刚等人，还有根子（原名岳重）多多、芒克，他们三个都是被称为“白洋淀诗派”的代表人物。
类似的沙龙在北京不少。我所在的沙龙比较小，以我们三个同班同学为主，聚在一起读书讨论，交换作品。后来这些沙龙不断交错重组。比如，我通过刘羽认识了芒克，再通过芒克认识了彭刚，他是画家。就这样一圈一圈，大家串在一起。当年多多和芒克两人就像要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每人年底要各自拿出一本诗集，看谁写得好。后来因受到警察的“围剿”，许多作品或遗失或被没收了。
南方都市报：就是说这种沙龙还是受到限制的？
北岛：何止受到限制，当时可得冒着危险，弄不好进大狱。徐浩渊的沙龙很早就被警察查抄了，她弟弟坐了牢。说到北京的地下沙龙，赵一凡是个重要人物。他父亲是文字改革文员会的头头之一。他从小瘫痪，才气过人，三岁读《红楼梦》，五岁读鲁迅，八岁就自己写书出版了。从他那里我们借到了很多“黄皮书”。还有他精力过人，什么都抄，很多地下文学作品因此幸存下来，后来得以发表在《今天》上。比如依群的诗，甚至连本人都没有了，是赵一凡提供的抄本。
从1969年到1978年，经过近十年的准备期，地下文学趋向成熟，其中以诗歌的成就最高。地下也流传过不少小说，比如《九级浪》、《第四次慰问》、《当芙蓉花盛开的时候》等，和诗歌相比就显得弱多了。
南方都市报：《今天》就在这些手抄本的基础上产生？
北岛：记得有一次我跟彭刚、芒克喝酒时说过这样的话“将来有一天中国出现自由化运动，我们一定要站出来为之献身”。这是读了屠格涅夫的《罗亭》后有感而发的。我们一直在等待机会。1976年以前中国社会极度黑暗，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我们的作品发表的可能。1978年政治上的松动终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关键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记得那是1978年初秋一个晚上，我和芒克、黄锐在黄锐家的小院里喝了点儿白酒，我们常在那里聚会。我提议说，我们应该办个文学杂志，现在是时候了。他们立即响应说好，于是说干就干。
南方都市报：开始就你们三个？
北岛：那时我们另有个文化沙龙（与同班同学的沙龙不同），常在一起聚会郊游。我们把这个计划跟大伙儿说了，全都认可。于是开始定期开会商量，比如讨论稿件、起刊名、找印刷设备。那时印刷设备是由国家统一控制的，一般人借不到。从九月到十二月，我们不停地奔忙。至于稿件，诗歌积攒了十年了，绰绰有余。当时我通过蔡其矫认识舒婷，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写信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我选了蔡其矫和舒婷的诗。舒婷其中一首诗原题为《橡树》，根据上下文，我觉得加上“致”字效果会更好，于是改成《致橡树》，都没跟她商量。蔡其矫的笔名“乔加”也是我顺手起的。当时缺的是小说和评论，我赶写了一篇，发在创刊号上，此后我几乎每期都写一篇。
南方都市报：大家都自己动手写？
北岛：也有外来稿，比如马德升的短篇《瘦弱的人》。他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最初我们想发表他的一幅木刻，他也给了这篇小说。我们都觉得小说不怎么理想，先由黄锐改了一稿，芒克改了一稿，最后我又改了一稿，改得面目全非，把他气坏了，写了一封抗议信。那时我们还不懂得尊重作者，得慢慢学。马德升从创刊号起就加入《今天》，帮我们印刷他的木刻作品，要印好几百份。他拄着双拐穿过冰天雪地，帮忙干活。
南方都市报：你们最早在哪里印制《今天》？
北岛：在我们成员中有个叫陆焕兴的，原来是北汽的技术员，后来当过分厂副厂长，现已退休。他家那时在一个“三不管”地区，是亮马河边的小村子，与三里屯使馆区遥遥相望，估计早就不在了。陆焕兴和他妻子在那儿租了间小屋，也就六、七平方米吧。他妻子叫申丽灵，多才多艺，有副好嗓子。她父亲是民盟的元老，文革时全家被遣返回山东原籍，她在北京上访多年，与陆焕兴成家。自七十年代中期起，他们家成了聚会的中心，喝酒、唱歌、聊天，通宵达旦。这群人后来成了《今天》的骨干。
其中有两位值得一提，张鹏志和孙俊世，他们既博学又能干，对《今天》创刊起过重要作用。尤其是陆焕兴，他把自己的小家腾出来印刷，那要冒多大风险啊。说起他的小家真是令人怀念。他们常备几个小菜，大家带酒去。申丽灵没有北京户口，大家每月给她凑点儿粮票什么的。我们当时过的就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那小村子没人管，闹得多晚都没事儿。我的一首诗《走吧》，就是给陆焕兴过生日即兴写的。
南方都市报：纸怎么来的？
北岛：这也是个小插曲。大家都没钱，当时芒克在北京造纸厂工作，黄锐在工厂宣传科打杂，每人每天“顺”一些，积少成多，所以《今天》创刊号的纸张颜色都不一样。这可以算一种时代特色吧。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全是用手工刻吗？
北岛：是的，第一期完全是手刻蜡板。当时很难找到油印机，我还为此找过北京医学院团委的张辛欣。直到最后一分钟，谢天谢地，不知道黄锐从哪里弄来一台很破的油印机。我们七个人在陆焕兴家里轮流倒班，谁累了就睡一会儿，醒了接着干。有的刻版，有的印刷。最初由于技术差，没印多少，蜡纸就起褶破了，还得重刻。正当我们印刷《今天》时，北京下了场大雪。从12月20号起，我们在小屋里整整干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酱面。22号晚终于完工了，大家决定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
我们骑车来到东四的一家饭馆（那是北京极少数夜间营业的饭馆之一），点了几个菜，要了瓶白酒。席间决定由陆焕兴、芒克和我第二天去张贴《今天》。那是要冒点儿风险的。酒后有点儿伤感，告别时还有人落了泪，真可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第二天早上我们三个从我家出发。买糨糊太贵，我就用面粉放在铁桶里熬。随后我还把我们骑的三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都改了。
南方都市报：怎么改呢？
北岛：很容易，用白色水粉在原号码上添加几笔就行了。比如中文数字的“零”是扁圆形，中间加个小八就改成四；在“二”中间加一横就改成“三”。1976年“四五”运动中，警察就是通过抄自行车牌号抓人的。吸取教训，我们先把自行车牌号改了。
12月23日我们先在市内转了一圈，在民主墙、中南海、天安门广场，文化部、人民文学出版社、《诗刊》、《人民文学》等处张贴。第二天去的是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人大、师大等。
南方都市报：有受到阻拦吗？
北岛：在人大张贴时，学校保卫组出面阻拦，争吵后我们照贴不误，据说我们走后就被揭掉了。其它地方都挺顺利的。
南方都市报：你们贴了以后听到反馈了吗？
北岛：其实除了人身安全外，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的作品是能否会为人们所接受。在工农兵文艺的一统天下，这类文学作品已绝迹很多年了。于是我们混到围观的人群中观察读者的反应。在张贴时附有一张白纸供大家留言，没想到留言中90%都是肯定的，甚至有人留下地址姓名，希望和我们联系。后来成为《今天》核心成员的周楣英就是这么跟我们联系上的。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的封面是怎样的？
北岛：都是黄锐设计的。原来第一期封面不是现在看到的样子。它是油印的，在栅栏围住的窗口中有“今天”的字样。 因为蜡版刻印的效果不好，封面不够醒目。从第二期起，徐晓弄来学生会介绍信，在印刷厂制成铅印封面，即那个天蓝底色青年男女奋进的设计，后来我们用这个铅印封面重印了创刊号。
南方都市报：“今天”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
北岛：是芒克起的。在一次筹备会上，说起刊物名字，大家苦思冥想，排出一大串，都不合适。芒克灵机一动，提议叫“今天”，大家都觉得好，既新鲜又有某种紧迫感。我后来向冯亦代请教《今天》的英文译名，他说，“TODAY”不好，接着他跟他太太查字典，把“TODAY”改成“The Moment”，强调时代的紧迫感。《今天》创刊号的英文是The Moment。到第二期重新设计封面时，黄锐还是改成“TODAY”。
去年年底在澳门举办的中国文学讨论会上，有个复旦教授在发言中，试图把“今天派”归入“伤痕文学”的范畴中，让我很愤怒。像这样的学者就是白吃干饭的，睁眼说瞎话，连最基本的事实都不顾。我提醒他说，《今天》在创刊号上就已发表了评论文章《评》，副标题是“醒来吧，刘心武”。可见我们从一开始就对“伤痕文学”极其反感，要跟它划清界线。物证俱在，而历史还是被悄悄篡改了。
南方都市报：你们是从文学价值的角度来说吗？
北岛：从各种角度来说都有问题。首先，“伤痕文学”根本不是文学，而是另一种宣传代用品——把文学当成控诉。再说，文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全都成了受害者呢？所谓“伤痕文学”就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
南方都市报：第一期之后编辑部就发生了分裂？
北岛：很多民刊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大家都面临着生存危机：一旦受到钳制该怎么办。于是达成共识，由各个刊物派代表成立“联席会议”，互相支持。1979年1月底，通过联席会议协调，各个刊物在“民主墙”前搞了一个公开演讲会。那些政治性刊物，诸如《探索》、《人权同盟》，言辞非常激烈，矛头直指官方意识形态。当天晚上，在《今天》内部大家吵了起来。刊物何去何从：到底坚持纯文学立场，还是要卷入到民主运动中去。
当时代表《今天》在联席会议签字，同意参加集会的是芒克，反对的人要求芒克发表个人声明，贴到“民主墙”上，说明他无权代表大家签字。但我坚决反对，觉得事到临头，只能扛，不能落井下石，于是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要么反对者留下来办《今天》，我们退出；要么他们离开，由我们办。那天晚上除了三个发起人，即芒克、黄锐和我，其他人都离开了。我们从读者留言上的联系地址，并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一批新人，他们后来成了《今天》骨干。
南方都市报：你们做杂志的详细情形是怎样的？
北岛：现在提到一本杂志，你不会想到它是手工劳动的结果。但那时候《今天》编辑部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作坊，从刻蜡版到油印，从折页到装订，全部是手工的，永远有干不完的活。《今天》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比较松散的作者队伍，每月定期开作品讨论会。每个人念完自己的作品，大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会通常在《今天》的成员赵南家，他家房子开间较大，而且有院子，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人来参加作品讨论会，很多是大学生，后来有人也成了作家。另一部分是就是我说的作坊，在北京东四14条76号，那是编辑部所在地。
*.*.*.* 2008-7-19 21: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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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绵阳蟾蜍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南方都市报：是刘念春的家吗？
北岛：对，是他们哥俩的家，后来他们都搬出去住了，被我们喧宾夺主。那是大杂院中的一间半小平房。芒克和当时的女友毛毛住里屋。从早到晚，来帮忙干活的人络绎不绝，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护士、售货员、大学生、工人、待业青年等等。那个圈子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周楣英，是徐晓的丈夫，后因病去世。还有一个是鄂复明，他是《今天》的大管家，包括印刷财务订阅邮寄，事无巨细。那个以作坊为中心的圈子鲜为人知，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献身精神，《今天》才得以存活下来。
南方都市报：那些不搞创作的人去那里做什么呢？
北岛：很多人喜欢文学，但不一定非得写作。那是一种很独特的生活方式，大家在一起边干活边聊天，讨论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问题。到吃饭的时候，大家掏腰包凑钱凑粮票，做一大锅炸酱面。记得我的《回答》在《诗刊》发表，我拿到九块钱稿费，马上到附近饭馆请客，不够，大家再凑凑。那是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其中很多人回忆起来，都觉得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南方都市报：你们还举办过一些诗歌朗诵会是吗？
北岛：1979年4月8日，我们在玉渊潭公园举办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同年10月21日在同一地点举办了第二次。每次开朗诵会前我们都向有关部门申报——和出版《今天》一样，我们从一开始就争取合法出版，但无人理会。朗诵者中还有陈凯歌，他当时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他曾在《今天》发表过小说，也是《今天》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代理人，每期刊物都由他在那儿张贴出售。
南方都市报：当时去参加朗诵会的人多吗？
北岛：第一次朗诵会正赶上刮大风，但还是有四、五百个听众。第二次有近千人参加，那是“民主墙”被关闭后，民主运动处于低潮。
南方都市报：那么多人的话朗诵也听不到啊？
北岛：鄂复明是我们的技术专家，他用蓄电池连上话筒和录音机，再把喇叭挂在树上。虽说扩音效果不怎么样，但聊胜于无。黄锐用白床单画了幅抽象画，挂在两棵树之间，作为幕布。我们因地制宜，用一个天然土坡做舞台。可惜像这样珍贵的时刻，没有录音录像保存下来。
南方都市报：观众当时能听得懂你们那些诗歌吗？
北岛：那时似乎没有听懂不听得懂的问题。那个时代不一样，整个社会气氛非常开放：往往越是异端的东西，越被接受。
南方都市报：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今天》的呢？
北岛：从第二期起，我们就在民主墙公开出售。先把刚出版的那期张贴在民主墙上，顺便贴个广告，告知出售《今天》的时间。到时候大家就排起队来。另一个销售渠道就是征订，最多的时候订户有六七百，除了西藏，全国各省都有。每期印一千册，每本卖NO到七毛不等。韩少功曾说起，他有一次到北京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用他一个月工资买了几十本《今天》，带回去送给湖南的朋友们。后来我们甚至略有盈余，除了维持杂志的运转，还能养活为了办《今天》而辞职的芒克。
南方都市报：《今天》后来一共办了多少期呢？
北岛：前后两年内共出版了九期，还有四本丛书。
南方都市报：你们的印刷设备有没有得到更新呢？
北岛：随着财政情况好转，我们让芒克到外省出差，买回一台滚筒式半自动油印机，对我们来说是技术革命。滚筒式油印机不仅速度快多了，而且每张蜡纸的印数也大大增加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今天》编辑部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很多人？
北岛：东四14条76号就像个民间的文化中心，吸引着全国各路人马，形形色色，什么怪人都有。有时候挺烦人的，我担心公安局借此给我们找麻烦。
有一阵子，芒克老总是带领着一群女孩子出去喝酒，让我感到不安。在一次编辑部会议上，我提议成立纪律检查小组，由会“大乘拳”的刘念春担任组长，主要是针对芒克的，因为他是“花花公子”，呵呵。我们还通过决议，明确规定《今天》编辑部成员之间不许谈恋爱。主要考虑谈恋爱有可能被当成流氓团伙。这显然受到革命的铁血纪律那老一套的影响。在那两年中，《今天》成员之间果然没人谈恋爱，直到《今天》散伙后周楣英才和徐晓结合。我想当时少男少女之间难免有非分之想，可受限于清规戒律，只能藏在心里。那种革命时期的爱情，没有结果或许反倒是好事。
南方都市报：后来《今天》是怎样被解散的？
北岛：1979年秋天，“民主墙”被拆除后，很多杂志都自动停办了，比如《沃土》，一听风声不对就关了。我们一直坚持到了1980年9月。显然关于“民主墙”上层也有分歧，据说胡耀邦跟《北京之春》的关系很密切。《中国青年报》曾派内参记者和民刊接触过，写过比较正面的报道。这在民刊中燃起过一线希望。
1980年9月，作为《今天》的联络人刘念春接到公安局通知，命令我们停办。我们改头换面，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把《今天》化整为零，变成内部交流资料，出了三期。这样又拖了三个月，同年12月我们接到更加严厉的警告。整个局势变得越来越险恶，“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保护作者和编辑部成员，我们做出解散的决定。此前我们给北京文艺界的名人发了一两百封呼吁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回应，但只收到萧军的回信，表示支持。为此我和芒克专门找过萧军，才发现他对《今天》一无所知，由于糊涂加热情才写的回信。
南方都市报：《今天》解散后你受到影响了吗？
北岛：1981年年初，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清理民刊的九号文件，几乎所有民刊的头头都一网打尽。我当时在《新观察》杂志当编辑，《新观察》隶属中国作家协会。九号文件下来后，公安局找到作家协会，对我施压，希望我写检查交代问题，被我拒绝了。《新观察》主编是戈扬，副主编是杨犁（后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前两年我才听杨犁的儿子杨葵说起，原来当年是杨犁替我写了份检查，才幸免于难。
南方都市报：那后来有没有让你辞职呢？
北岛：没有，但让我停职反省。在《新观察》呆了半年多，不许工作，自己也觉得无趣，后来通过朋友调到了外文局的《中国报道》，那是对外宣传的世界语刊物。此后在外文局呆了四年多，直到1985年。1983年，我在外文局成了“反精神污染运动”的批判对象，再次停职反省。
南方都市报：成为“反精神污染运动”批判对象是由于《今天》的关系吗？
北岛：跟《今天》没有直接关系。“反精神污染运动”开始以后，雷抒雁化名“芦丁”写了篇批判文章，把我的一首爱情诗《彗星》进行政治解读。我成了文化部的整顿重点。有一年多的时间禁止发表作品。那时候我家朋友来往多开销大，我只好化名搞翻译，写散文、传记，赚点外快，以贴补家用。
南方都市报：化名什么呢？
北岛：艾珊、石默、李平等。熬到1985年，我在单位实在呆不下去了，就调到昌平县的一个乡镇企业。在那儿呆了大半年又混不下去了，后来索性成了自由职业者。1987年春我去了英国，在大学当访问学者。
南方都市报：“朦胧诗”的争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北岛：始于1980年。最初是因为“九叶派”诗人杜运燮的一首诗，有个叫章明写了篇批判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
南方都市报：当时还不是针对你们的？
北岛：后来公刘写了《新的课题》，谈到顾城的诗，慢慢引发了一个全国性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但奇怪的是，没有人提到《今天》，因为它被当时的审查制度完全过滤掉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开始把“朦胧诗”还原为“今天诗”，为历史正名。
南方都市报：争论的结果呢？
北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个争论并没什么意义，可能唯一的意义就是让“今天诗”更深入人心了。当时有三个人为之辩护，分别是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写了三个“崛起”的文章，后来他们因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特别是徐敬亚，压力最大。
南方都市报：你在创办《今天》之前就写《回答》了吗？
北岛：对，史保嘉有一篇回忆录《诗的往事》，收入《持灯的使者》一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她在文章中引用了这首诗的最初版本，写于1973年，我自己都没留底稿。
南方都市报：1973年就写了，为什么说《回答》的写作跟“四五运动”有关呢？
北岛：我最后一次修改是1978年，为了《今天》创刊号，也就是人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后来在《诗刊》发表时，为安全起见加上“1976年”，故人们认为与“四五运动”有关。
南方都市报：定稿跟初稿差别大吗？
北岛：差别不小，初稿虽说比较个人化，但无疑与当时社会的高压有关，更愤怒也更绝望。
南方都市报：1973年你是做工人对吗？
北岛：，我从1969年到1980年，做了十一年的建筑工人。第一期《今天》出版后，我送给邵燕祥一本。他很喜欢《回答》，还有舒婷的《致橡树》，问我能不能把它们发在《诗刊》上，我说当然可以，他就在1979年《诗刊》三月号发表了《回答》，四月号发表了《致橡树》。《诗刊》当时的发行量有上百万份，这两首诗借此广为流传，造成全国性影响。对这个问题我们内部有争论：芒克反对《今天》的诗歌在官方刊物发表，而我认为应尽可能扩大影响，包括借助官方刊物的传播能力。
南方都市报：你后来意识到它的影响是什么时候呢？比如很多人写信给你吗？
北岛：在1979年《今天》第一次朗诵会上，陈凯歌朗诵的就是这首诗。当时很多人喜欢这首诗，在我看来是表达一种反叛精神，与时代的转折有关。我理解人们的这种阅读期待。但我并不认为这首诗是我的代表作。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呢？
北岛：它属于我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比较幼稚比较简单化的阶段。由于这首诗黑白分明、朗朗上口，所以易于传播。说到底，它源自我们上一代的革命诗歌，立场不同，但方式方法语调修辞是基本一致的。
南方都市报：特别是前两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些人就认为它很像革命时期的口号或者标语。
北岛：不只这两句，其实整首诗都有这个问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闳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北岛或一代人成长的小说》。在他看来，《回答》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间，有着回声般的对应关系。说得有道理。《回答》中的反抗者如同镜像中的主宰者。问题是谁有权代表谁来宣告呢？这里有一种僭越的危险。一不留神，反抗者就转变成了主宰者。历史上这种事儿还少吗？
直到现在出门参加活动，中国听众还总是坚持要我朗诵《回答》。我觉得他们都被冷冻在那个时代了。如果诗人往前走的话，就只能不管不顾，越走越孤独。
南方都市报：很多人可能就读过你的这首诗，对你的印象也已经固化了。
北岛：就像给牲口盖上烙印，永远摆脱不掉。其实我的诗风自八十年代初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加内省多变，而一般的读者没有耐心去跟踪这种变化。这就像里尔克说的，“一个人的名誉是所有误解的总和”。
南方都市报：“今天” 派一开始写的就是比较现代的诗，这种资源是哪里来的呢？
北岛：坦率地说，我们的诗歌只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个是革命主义诗歌，一个是毛泽东的古体诗词。而后来汇进来的西方现代诗歌，由于当时不懂外语只能依赖译文，使这一资源变得非常有限。我们开始写诗，多少有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凉感。是青春和社会高压给予我们可贵的能量。
如果把《今天》的历史放在一个大背景中看，首先要看到它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重大偏离，文化革命成了推进这一偏离的动力。《今天》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青年工人，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今天》是工人教育知识分子的运动”；而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当时在精神上已被彻底打垮，无力载道，致使文化传统的链条断裂。无知者无畏，正是一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青年人敢领风气之先，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闯出条新路。“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中国文学的可悲之处，又是幸运之处，纵然有种种缺憾，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毫无疑问，从“五四运动”发端的中国新诗，到七十年代末异军突起，我相信这一影响会持续很多年。
南方都市报：在受到西方文学的多年熏陶以后，再回头去看当年的那些作品，你会觉得不满吗？
北岛：虽说我们的传统资源不多，但参照系可非常复杂，很难简单用西方文学作为唯一的参照系。比如，和台湾的现代诗歌相比，大陆现代诗歌由于历史语境不同，所产生的结果完全不同。“今天派”诗歌靠造反起家，它造了老祖宗的反，造了革命诗歌的反，等于也造了自己的反，自然对西方文学也并非那么毕恭毕敬。对文学史家来说，关于“今天派”产生的原因，以及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和近代史及革命的关系，和文革的关系，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题目。
南方都市报：1990年《今天》复刊是什么回事？
北岛：当时有一大批中国作家滞留在海外，比如李陀、查建英、刘索拉、高行健、陈迈平等，于1990年春天到奥斯陆开会，大家一致同意恢复出版《今天》，为海内外的中国作家提供一个共同的园地。同年8月《今天》复刊号问世。1991年夏天，我们在美国爱荷华召开编委会，决定调整方向，把《今天》办成一个跨地域的汉语文学先锋杂志。除了发表文学作品外，《今天》也支持那些边缘化的文化艺术，让中国文化的香火不断。《今天》近些年陆续推出各种专辑，包括“中国实验戏剧专辑”、“中国独立电影专辑”、“新纪录片运动专辑”、“香港文化专辑”等。
复刊后的《今天》困难重重，比如孤悬海外、资金短缺、稿源不足，编辑分散，发行渠道不畅等。但《今天》坚持下来，在海外一办就是18年，一期都没拖过，而它在当今更加显示了坚持的意义：它是卡在权力与金钱合谋的全球化喉中的一根刺。
南方都市报：目前新《今天》情况怎样呢？
北岛：新《今天》和老《今天》的历史语境完全不同。如果说老《今天》是揭竿而起的话，新《今天》一度是孤掌难鸣。但它总算耐得住寂寞。寂寞18年，算得上是一种修行吧。但新老《今天》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我在《今天》25周年纪念活动开幕式上所说的：“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新《今天》已走出低谷，绝处逢生，关于它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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